朝廷规定的税赋都上缴了没关系啊，阉党从来就不按朝廷规定的税赋收税，张捷直接挥笔疾书，各种阉党巧立的名目跃然纸上，什么车船损耗税，什么人员往来差旅税，什么文案税，什么地方治安税等等，不多不少，直接将朝廷规定的二十税一，变成了十税三，也就是收百分之三十的税！
这税有这么收的吗？
有。
他这百分之三十还算是少的了，天启朝，魏忠贤派往各地的太监税使征收的税率都在三成以上，多的甚至到了五成！
这税能这么收吗？
当然不能。
这样收税，老百姓就没了活路，很容易激起民变！
他们这样收税没人管吗？
有。
但是，谁管谁倒霉，甚至，谁管谁死！
比如天启朝有名的苏州民变，就是吴中税使织造太监李实横征暴敛引起的，但是，最后却被阉党污蔑为东林党带头抗税，组织民众造反！
其实，民变本身跟抗税这事还真没什么关系，不过，这个民变的导火索的确是太监税使李实。
这个民变的起因归根结底就是太监税使李实横征暴敛，所谓织造太监其实就是收织户税的，所谓吴中就是苏州一带，那时候苏州一带的织造业是整个大明最为发达的，日出布达到三万匹以上，而那个时候的物价大概是一两银子三匹布，也就是说苏州一带，一天光是出布产值就有一万两左右，一年就是三百多万两，魏公公听到这个消息，立马派出太监李实来好好收收这里的“税”！
那个时候规定的商稅是二十税一，也就是说苏州一带的织户一年的税赋大概是十八万两左右，李实一跑苏州便巧立名目将税赋提到了十税三，也就是说他一年收的税是一百万两左右，这多出的八十多万两自然不是交给朝廷的，而是交给魏公公的。
就这，李实还觉得不够，因为他自己在中间捞不到多少钱啊！
于是，他玩了个阴招，规定每台织机用一天就要交三文钱的使用税。
三文钱相当于多少呢？
根据那个时候的物价折算，一两银子大概相当于现代的三四百块钱，而一千文才相当于一两，也就是说，三文钱只相当于现在一块钱。
一天交一块钱，看似不多啊，但是，那个时候的织机可不是现在的全自动剑杆织机又或者喷气织机，而是纯手动的木制织机，一匹布一个熟练织户最少要织十二天！
这样换算一下，日出布三万匹最少需要三十多万台织机，也就是说，这李实一天就能把三十多万揣腰包！
他是赚爽了，织户却惨了，一匹布减去材料费和人工费毛利本来就只有三成左右，他巧立名目将税赋提高到三成，织户本来就没什么赚头了，李实再这么一收织机使用税，很多织户立马就关门倒闭了，没办法啊，织多少亏多少，谁亏的起啊。
他这么一搞，原本富裕的苏州一带顿时穷的叮当响，很多织户雇佣的织工因为没了活计，饥寒交迫，活活饿死的都大有人在！
这下老百姓肯定不干了，一状告到了苏松巡抚周起元那里。
这个周起元以清廉据称，是块硬骨头，同时也是东林党人，他收到老百姓的状纸，勃然大怒，立马上了本《去蠹七事疏》，弹劾李实在苏州一带横征暴敛。
这时候友人提醒他，“不虑祸不测耶？”，意思就是说，周大人，你小心点，这李实是九千岁魏公公派来的，不要去招惹。
周起元却直接回了一句，“祸福之来，天也；君子不计，所计者是非耳！”，他意思，祸福是天命，君子不在乎这个，君子只在乎是非对错！
他呈上去的奏折自然到不了天启手里，直接就被魏忠贤截留了，魏忠贤这个气啊，洒家收点税，关你屁事啊，找死是吧，于是乎，周起元很快便被削籍为民。
苏松老百姓那叫一个伤心啊，没想到，周起元为他们做主却落了这么个下场，周起元卷起铺盖滚蛋那一天，数万苏州老百姓一路相送，啼哭之声传遍了整个苏州！
这时候，没一个官员敢来送行，除了周顺昌。
这周顺昌是苏州吴县人，也是东林党，他原来是吏部文选司员外郎，因为看不惯阉党的所作所为，早就被装病返乡，不干了，这会儿听闻周起元应弹劾太监李实横征暴敛而被削籍为民，顿时义愤填膺，他不但去送了，还破口大骂，不但骂了李实，还骂了九千岁魏公公！
一般人骂太监自然会提到人家下半身的生理缺陷，这些话传到魏公公耳朵里，魏公公自然也是勃然大怒，他立马下旨，让自己的干儿子应天巡抚毛一鹭去收拾周顺昌。
毛一鹭虽然无耻的跪舔魏忠贤，给人当了干儿子，但好歹是个读书人，他还是讲点规矩的，让他无缘无故去收拾一个因病返乡的官员他还真下不去手，于是，他干脆找到李实，让李实上书弹劾周顺昌。
这等小事对李实来说自然不算什么，他不但上书弹劾了周顺昌，还连带他的老仇人周起元一起弹劾了，罪名就是他自己做的好事，严重贪腐！
这家伙，真他吗不要脸。
魏忠贤比这家伙更不要脸，他一收到李实的弹劾奏折，立马矫召，下令逮捕周顺昌和周起元等一干贪官污吏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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